榜样人物

作者：丁宝珠

熊庆来（1893.10—1969.2)，字迪之，云南省弥勒县人。他幼时读私塾，12岁随父住赵州（大理）任所（其父为主管教育的小吏）学习；1907年考入昆明的云南方言学堂。在方言学堂期间，正是云南爱国人士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七府矿权斗争蓬勃发展及受压受挫之时，对熊影响甚大。辛亥革命后，熊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念头。1913年，他考取公费赴比利时学习矿业，入包芒学院预科。不久，欧战爆发，1914年8月，德占比利时，熊转往法国，因巴黎矿校关门，乃改学数理。在法七年，他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马赛大学等校并获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初，滇省拟议筹办大学促熊归，回国后，云南发生政争，大学筹办之事搁置。熊接南京东南大学聘，任算学系教授、系主任。他在东南大学几乎是单枪匹马筹系并开班发展。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派系斗争，熊不愿卷入，受聘西北大学筹建算学系。赴任时逢西北地方军阀混战，熊无法任事。经叶企荪推荐受聘清华。适清华刚由留美预备班改为大学，算学系初创，教授仅熊与郑之蕃，主要为外系开课。熊授课、编讲义并参与建系。1927年，正式任系主任。1930年，代理理学院院长兼代地理系主任，同时成立理科研究所算学部，招收研究生。1931年，他又到法国加入庞加烈研究所研究函数论。1932年，完成《关于无穷级的整函数及亚纯函数》论文，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仍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30年代，云南在省主席龙云的积极整顿下，经济有所发展，急需各方面建设人才。1936年，省立云南大学发生学潮，校长空位，龙云四处物色人选，经夫人顾映秋等人[1]的推荐，派人之与熊洽商，省政府不干预学校行政、人事，增加经费的要求和条件。熊即接受聘请，请假离开清华[2]，于8月1日到云大视事。

熊庆来到云大任校长之前，已是国际数学界知名学者，在我国传播西方近代数学，开拓我国近代数学教学、科研领域，培养数学人才方面都已取得相当成就。这时，放弃清华大学已有的教学科研优良条件和舒适生活，接受龙云聘请到落后的边疆大学任校长，皆因其深深眷念着养育他的故土，为了“敬恭桑梓”而从乔木下于幽谷。

他总结在东南、清华大学办系经验，既以清华为蓝本，又从云南实际出发，在办学方向上，认为：必须尊重学校已奠定的历史基础，并从云南地方的实际条件和需要出发，明确表示云南大学的使命为“培养中学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3]同时提出“慎选师资”“严格考试”“整顿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五条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措施[4]。

他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学校成绩之良窳，过半由教师负责。”因而把“慎选师资”作为提高学校教育水平的首要条件。利用6月离开清华大学到云大视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奔走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向清华、南开、中央（原东南大学）等大学和科研所，以聘请、借聘、设讲座等方式，为云大延揽了一批知名教授、学者。

“七七”事变后，云南逐步成为抗战后方。龙云遵守诺言，不仅保证经费，而且基本上不干预校政，从而使熊庆来能根据他把云大建成“小清华”的设想，放手改革。

在院系设置上，按照上述办学方向，听取专家建议，以培养、健全地方行政机构及开发地方生产人才为任务，进行调整、增设。

根据云南地处边疆、多民族等历史特点和抗战后方的现实，将文法学院中的“中国文学系”改为“文史系”，增设“社会系”；将理工学院分为理学院、工学院，在理学院中从云南多带动植物繁衍的特点出发，听从严楚江建议争取植物系留云大并发展为生物系；因云南有色金属矿藏丰富及抗战建设需要，在工学院中加强矿冶系，充实土木系；从云南医疗卫生落后及适于农林，但又缺乏医护、农林技术人才的实际出发，积极筹建医学院和农学院。在建立医学院上，熊庆来极力利用云南地方近代历史上形成的西医以法国医学派别为主这个有利条件，为医学院找到教师、设备、资助来源和学生实习、就业的方便。从这个实际条件出发，筹办医学院就以法派专家为主，形成云大医学院法派医学教学的特点。

在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方面，熊庆来吸取清华大学经验。学校的教务、训导、总务三大处长和五院院长及其下的系主任都由教授兼任。如先后任过教务长的就有：何鲁、萧蘧、何衍璿、王士魁等；任过文法学院院长的有林同济、胡小石、姜亮夫、方国瑜等；文史系主任先后为闻在宥、胡小石、楚图南等；吴文藻、费孝通等曾任社会系主任；严楚江、崔之兰、秦仁昌等曾为生物系主任；物理系主任则先后为钟盛标、张其濬；张正平、蒋导江、石充等先后为矿冶系主任；医学院院长先后为范秉哲、杜棻；农学院院长先后为汤惠荪、张福延他们并兼农艺、森林系主任；附中则由在北方有办中学经验的专家杨春洲任校长，等等。而熊庆来本人曾兼过理学院院长、数学系主任、工学院院长等职。由于校务会议、教务会议的参加者三大处长和院长及与会议事项有关的系和室，加上教授会代表，校长则为校务会议、教授当然主席，有决定权；而处及院系又是行政教务决议执行机构，从而就形成了校长控制下教授治校管理体制。熊通过这个体制掌握要害部门，又使教授们了解校情并分担行政、教学管理任务，提高学校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熊庆来所聘任的各院系教师，阵容非常壮观，特别在抗战期间，除上述所列诸教授外，当时在云大任教的知名学者和新秀尚有：顾颉刚、白寿彝、华岗（化名林少侯）、刘文典、吴晗、尚钺、潘光且、潘大逵、周新民、赵诏熊、吴富恒、华罗庚、冯景兰、陈省身、庄圻泰、赵忠尧、霍秉权、沈福彭、彭桓武、朱德祥、顾建中、金善宝、郑万钧、吴征镒、殷汝棠、曹诚一、徐永椿等。

1946年后，战区来昆大学、科研机构等北返，为保证云大师资不匮乏，熊庆来采取了：一是争取西南联大教师、研究生、本科毕业生来云大；二是聘请随国民政府迁西南的大学、科研所、工厂、企事业中有专长的外省籍、滇籍专家中不能或不愿回乡、不愿再外出者来校；三是争取学成回国的青年专家到云大；四是就地聘请省市机关、企事业中有专长的人士来校兼课；五是在各系留下成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做助教，争取各方面资助一批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后返校服务。通过这些渠道，又为云大延揽、培养了一批学者。

由于教师大多来自著名大学和中央研究机构，或是留学返国专家或是国内著名学者，同学通过听课学到了治学方法和课程精华。他们带来留学国家和原工作单位的教学作风和民主自由的研究风气，影响和推动着云大教学质量的提高。

“培养研究风气”是熊庆来改进学校的五个措施之一。他不仅在讲课、行政繁忙中挤出时间从事函数论的研究，还积极推动数学系教师的科研活动。熊庆来还支持文科教师成立了“宪政研究会”“西南文化研究会”“云南民族学研究会”，自己带头并推动理科教师参加“中国科学研究会”在云大组织的学术活动；支持成立了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云南大学学报》第一类文史版一、二号两期，第二类数理版一期。熊庆来和吴晗、张荫麟、冯友兰、方国瑜、姜亮夫陈省身、庄圻泰、王士魁等都刊登了文章。各院系及其研究室都或多或少出过刊物；如医学院出过院刊，而社会系进行的农村经济调查结果汇集出版的多种刊物，译成英文后被编入太平洋学会报告及哈佛大学社会学丛书，其“社会经济室”还出版过季刊。“西南文化研究室”也出版过刊物和丛书。解放战争时期，经费虽然极端困难，但熊庆来仍为各系争得社会支持，如经济系得到银行支持进行了外汇、物价、币制改革（金圆券）美金库券发行、经济改革方案等的研究；一些教师的个人研究也在讲座费等支持下进行，如秦仁昌的蕨类研究、方国瑜的《滇西掌故》《纳西文字图谱》、刘文典的《庄子补正》、江应梁等进行的边疆民族调查研究；农艺系一些教师进行的树木标本收集、云南果树资源调查、云南农作物病虫害的调查等等，都取得一定成绩。这些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们为1949年后的云大和调整独立建校的昆工、昆医、农林各学院提供了专业发展方向的依据。

为提高学生素质，熊庆来采取“严格考试”的措施。抗战时期在新生入学时与联大联合招生、出题，只在录取时照顾云南中学生实际水平，把云南籍考生的录取线比联大降低10~ 15分。联大北返后，考题水平仍旧。对入学后的学生则加强学籍管理，建立必要的考试制度。

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方面，熊庆来千方百计让学生有机会实习，以巩固和扩大专业基础。为此，除充实设备、建立各种实验室外，采取依靠各系教授与各界建立联系，争取他们提供学生实习场所，如矿冶系师生通过合同、合作等方式到资源委员会炼钢厂实习，参与滇西企业局移就煤改革及滇北矿务局铜矿浮游精选研究；土木系师生则参加了南盘江和盘龙江水利、水库，南屏街至爱和街的土壤测绘与设计；医学院学生除在附属医院实习外，还可到甘美、慈群、省昆华医院实践；农学院师生除在校农场实习外，还参加资源委员会酒精厂提炼酒精、省企业局烟草栽培、中国农民银行支持下的作物栽培及农村调查等实习；社会系师生也在中国农民银行、罗氏基金补助下进行过农村、农村经济、乡镇行政、工区、工厂、劳工的调查研究，在龙氏讲座费补助下进行过边疆教育、社会、民族调查等活动。这些实践，使学生专业知识得到巩固，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实际工作能力，素质也不断提高。许多战区学生因云大图书设备、实习、住宿条件较当时同类大学好，教师大多也是有名气的教授，奖学金名目也多而乐意报考。

优良师资的聘请、图书设备的充实，学生的增加，都必须有充裕的经费。为此，熊庆来受聘后就把争取各方支援作为一项主要任务进行。首先争取增加经常费；二是争取中英、中美、中法庚款和国际罗氏基金补助，聘请名教授、充实矿冶系设备、购置医学院医疗器械、购置物理、生物试验仪器；三是利用抗战时期，中央官僚资本的一些企事业机构迁到昆明，地方官僚资本也开办了一些军需民用工业，美英也在昆明设立了一些盟军机构，需要云大支援某些专门人才，或借云大教室开办某些训练班，地方开明绅士及工商企业界也迫切希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等有利因素，争取它们的支援补助。如争取到资源委员会、中国农民银行、教育部对合作建厂、科研、调查等项目进行资助；争取龙云通过省内银行等力量在云大设龙氏讲座：争取地方企业界人士捐资设立与发展云南经济、调查民族情况有关的试验费和讲座费。有了这些资助，才使云大渡过了战争年代的困难，基本保证了教师质量和设备需要。

为使教室实验室及师生宿舍基本得到保证，熊庆来不辞辛苦地向各方奔走求援，使云大在抗战时期还建起一批校舍如“映秋院、“泽清堂”“澄农馆”（细菌室）、西郊及渔街子两所疗养院、呈贡“仙舟图书馆”、附属医院及云瑞路分院、水力实验室、植物温室、选矿实验室、医学院实验室及教室、公共用简易教室、西宿舍、八家村、九家村及晚翠园教师宿舍等。

在熊庆来辛勤耕耘下，到1946年时，云大已从一所只有两个学院6个系（实际招生的只有4个系）、1个专修科、专任教授只有11位，在校生300余人的设备简陋的省立大学发展到有文法、理、工、医、农五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科、3个研究室及附属医院、附属中学先修班、疗养院、天文台、农场、林场等学科门类齐全，设备图书均较完备的大学。它经常拥有来自全国各省籍（1947年籍贯有27省）的知名正副教授百位以上和学生千人上下（1945年学生籍贯有17省，学生数为1147人，外省籍生占全校学生2/3)。教师和学生来自全国大多数省的情况，说明云大已经是能承担培养全国人才的名实相符的大学。教育质量的差距已与当时其他大学缩短并为国际所知和承认。在40年代，云南大学已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五所大学之一，被英国大百科全书收入中国大学条目，国际美洲学会29届年会召开时，美国国务院通令其驻昆领事函邀云大派员参加[5]。

熊庆来任云大校长时期，正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时。他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困难，还要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但由于他青壮年时期在法国学习，在清华大学任教，西方民主教育思想对他有一定影响。在云大，人事不受龙云控制，因此，聘请教师不拘一格，只重学术水平，学派政派都不问。所以一些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因学术地位高而被他聘为教授，在云大受到荫蔽，如楚图南、周新民、华岗、费孝通、马曜、杨春洲、光未然、赵沨、郭佩珊等就因是云大和附中教师国民党不敢对他们断然下手。教师通过教学影响着学生，使学生成为各种派别的追随者，到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趋腐化，师生中各种派别斗争也从暗到明，并形成反国民党腐败的爱国民主力量与反爱国民主力量的两军对垒。作为由国民政府任命的一校之长的熊庆来处境日益困难。每当斗争激烈之时，他常常在支持真理正义崇尚民主爱护人才的思想指导下，站到爱国师生一边。如1943年，云大一些学生申请组织学生自治会，他因他们学行好，希望他们能为同学办福利、砥砺学行而批准。这届学生会成员倾向爱国民主，成立后除砥砺学行以外，还与联大等校（当时联大等校学生会尚为三青团把持，爱国活动受限）爱国社团联合在云大组织爱国活动，从而成为聚拢当时昆明那些尚处分散活动的爱国力量的纽带，云大也成为爱国活动的一块场地。当时的许多爱国活动都在云大进行，熊对之一般表示默许。当有关活动受国民党警告时，学校只在会场堆放木料表示要修理，让学生另找场所而不直接阻止。“一二·一”惨案及之前，各校爱国学生被军警殴伤，昆明只有云大附属医院敢免费收治，为此医护人员也被殴打，医院还垫支医药费达270多万元[6]。作为校长，他对医院的这些举措不阻止。惨案发生后，他与联大校委梅贻琦共同向新闻界进行揭露并表示愤慨要求当局公正处理；以后多次与学生代表出席善后会议，和当局面对面谈判，而大学校长就只他一人。“七一五”前学生被捕，他与同学一起到警察局坐夜索人；“七一五”时，他住医院，得知军警人云大捕人非常愤慨，“人民保障同盟”发表公告谴责云大师生，未经同意签上他的名（熊是同盟成员），他闻知后，立即致函该会主席甘汝棠，要求抹去他的名，并指出该文对学生责备不当，而责及教职员更不对，他本人是校长应负主要责任。对国民党历次开给学校的进步师生黑名单，他要训导处公布，以要这些师生自首为名将黑名单亮相。云大广大爱国进步同学就在他的这种民主态度默许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与联大、联大北返后又与昆明其它大、中学校的进步师生组成爱国的“民主堡垒”。为此国民党曾多次企图撤换他的校长职务，但总惮于学生、地方势力对他的支持及他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而无法实行。云大和附中的爱国进步力量就因熊的开明、爱护而逐渐发展壮大。

熊庆来对云大进步师生的爱护是他爱才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延伸和扩大。早在东南、清华大学时期，对有才华但有困难的学生，他都鼎力相助，为他们提供深造条件，如严济慈到法国留学，就是在他和何鲁等共同资助下出去的。在清华时发现华罗庚并为之创造提高深造条件，则更是中国教育界广为传颂的佳话；国内外知名的一批中国数学界精英，如陈省身、柯召等，都在30年代受过熊庆来的教育和熏陶。在清华时，知吴晗史学才华，特向清华借聘到云大并从教员拔擢为教授。抗日战争时期，熊虽在云大，但科技界专家凡有困难者他都积极帮助，如严济慈当时在昆从事镭的研究，经费困难，熊当时为中法教育基金会中国委员，即利用审查经费委员的条件，为他争取到该基金会定期补助研究费；钱三强留学法国，二战时期被滞留，经费扼断，熊立即征得基金会其他委员同意并复函，告知在法取款办法而使钱完成学业；此外，还支持云大教师沈福彭到印度讲学、彭桓武到英国（中英庚款）留学。这些专家回国后，都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如钱三强、彭桓武成为“两弹一星”功臣。熊庆来作为教育界的“伯乐”“卞和”是当之无愧的。

熊庆来还是国际知名的数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是分析函数论，其成就是在亚纯函数研究上所建立的无穷级亚纯函数论。最负盛名的研究成果是1933年在法国的博士论文《关于无穷级的整函数和亚纯函数》，这篇论文在无穷级整函数的研究结果上较德国数学家布鲁莽达尔的精确，可与波莱尔关于有穷级整函数的研究相媲美，“从而开创了无穷级整函数和亚纯函数值分布研究中的新局面”[7]。国际上一些专家曾引用熊的研究成果，指出他在导入无穷级概念方面的作用。熊庆来的无穷级研究成果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或“熊氏定理”。他是我国被国际上用其姓氏命名其科学成果的少数学者之一。

除博士论文外，熊庆来一生发表的60多篇主要论文大都反映了他在无穷级和亚纯函数研究的成就。如1933年，他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亚纯函数无穷级概念可推广于代数体函数。后来巴格纳斯证明关于代数体函数的一个普遍定理，就是利用熊的无穷领定理而获得。1956年，熊还为伐理隆指出但未给出证明的代数体函数第二基本定理补上证明。1958—1962年之间，熊庆来对奈望利纳建立的亚纯函数学理方面有所发展，获得一些关于函数体结合其导数的基本不等式，解决了米约（H.Milloux）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在解决亏量唯一性问题方面，他考虑了函数结合其原函数（积分）的问题而获得若干基本不等式，其中某些不等式被认为是这方面最深入的结果。熊庆来另一有影响的成就是发展了在数学上有重要作用的孟德尔正规族理论，简化了米朗达定理，为正规族理论寻求到一些新的简单的正规性定则，并考虑到奈望利纳亏值与正规性的关系，而突破了前有定则中的缺值（即函数不取或仅取有穷次的值）起甚大作用的定则。

1957年回国之前，熊庆来应邀参与国际数学界编写《数学科学回忆录》丛书中的《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8]，甚为国际数学界称道。

熊庆来爱国、爱乡，在数学研究上的成就，都是他怀着“科教救国”宏愿三次到法国和1957年回国后在数学研究所时取得的。他第三次去法国是1949年。这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他到广州开会。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开会，他是该会中国委员会委员[9]，教育部即批准他去法。在法得知国民党在云南“九九整肃”，将云大解散，因气愤而滞留法国。他决定脱离国民党，潜心研究数学。台湾当局曾多次通过陈立夫邀他去台，他不为所动。1951年，不幸中风右手偏瘫，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练习左手写字，继续在数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熊庆来虽身在法国，但一直心系祖国，时时直接或间接向到法访问的故旧表示对祖国家乡的怀念。由于任过国民党时的大学校长，对回国曾有踌躇。次子秉明知老人心态，致书安慰：“乡土、学问、学子为父亲所最关心者，忠此数事而已矣，其它更无后虑。”从而解除他的顾虑，毅然决心回归祖国。1957年周总理指示冀明鼎乘出国之便接熊回国；经周密计划于6月回到北京，安排到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在所内任所务委员、学术研究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等职。

熊回国后虽已老年病残，但却常“不知老之将至”，积极进行科研，组织函数论讨论班，培养研究生；先后发表30多篇论文，占毕业生所写的一半，培养出杨乐、张广厚等出类拔萃的数学界新秀，“其毅力和集中思考的能力是绝对超人，绝无仅有”[10]。

熊庆来一生都以“科教救国”思想为指导，对科学研究全身心投入，对教育甘为孺子牛。他把西方近代数学引进中国，在东南、清华大学筹建算学系时勇敢开拓，为清华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参与筹建编辑我国第一份数学刊物——《中国数学学报》，培养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数理专家，使东南、清华大学在30年代成为我国六个算学中心中的两个。熊庆来被称为我国传播近代数学的先驱和组织数学研究的前导者之一，都是恰如其分的。

熊庆来把最好的科研年华奉献给云大，为云大的发展呕心沥血，对云大倾注的爱是深厚的。1937年任云大校长时，为反馈家乡倡议滇籍教师减薪30%，并带头自减，抗战后国民政府对公务员减薪30% ，他又积极响应再减。他为云大提出的校训“诚、正、敏、毅”既是对师生学行的要求，也是他终身的行为准则。他为云大校歌谱写的词[11]，反映他期望学校成为具有山高水深教育质量的学府；期望师生们在博大无垠的知识海洋中探索新事物，追求真理，为人民作贡献，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文明于永远。50年代在法处境极端困难，他仍把从云大带出的外汇购成书籍托运回来。60年代在数学所时，曾函云大选送滇籍青年到数学研究所深造，以后又推荐研究生杨乐到云大讲学。“文革”中不幸受迫害病逝，“文革”后平反昭雪。夫人姜菊缘熊爱云大之心，将他收藏书画出卖所得，于1988年在云大设立“熊庆来奖学基金”奖励后学。